(文/曾稚驊，轉載自台北村落之聲)

臺北市的公共住宅正急速興建中。截至2018年十月底為止，在近20,000戶的目標下，臺北市現已完工超過2,000戶，另有超過6,000戶施工中、近5,000戶預計於今年動工。平地高樓起，迅速增長戶數帶來的量變，將對臺北市舊有的都市景觀與居住生活產生本質性的衝擊。

藏在戶數下的挑戰，是居住文化的重塑。在水泥叢林中疲憊地奔波，返家關上大門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鄰居幾乎不曾認識、最多偶遇點頭示意，保持著相敬如賓又彼此警戒的距離，冷漠是都市生活最常見的寫照。即便是社區型的大樓，絕大多數也都是門禁社區，易言之只有有限的人能成為「社區」與生活網絡的一部分，買不起、看起來格格不入的人，就被排除在這種「公共生活」之外。公共住宅計畫不只是提供給一般人與弱勢者只租不售的居住選擇，有品質的居住生活更需要透過打造人與人之間的共居，讓公共住宅真正能夠發揮廣納不同人們的社會融合效果。

戴嘉惠與林欣蘋建築師負責包含臺北市興隆二區公共住宅在內的多個公共住宅建築案，致力於在公共住宅中納入更多元的建築思維與空間設計。秋風颯爽的午後，建築師娓娓道來對於公共住宅建築設計的經驗與想法。建築不只是堅硬的結構，可以是新興產業與技術的實驗場，更可以、也應該要引發更多居住生活的可能性。

安康平宅的改建背景

臺北市的公共住宅在趨於飽和的都市用地上，承擔起配合都市再發展的角色；興隆二區公共住宅就是建築在安康平宅社區改建的基礎上。平價住宅是臺北市政府提供給低收入戶的居住服務，由社會局管理，從1972年開始，包括安康、福民、福德、延吉、大同之家等多個平宅，在陸續改建之下，至2018年8月的統計尚有1448戶。平宅由社工輸送社會福利資源，並且只需繳納更為低廉的管理費；然而在集中照顧弱勢的早期規劃思維下，使得許多平宅成為飽受污名的地帶，深深烙印在許多臺北人對於「貧民窟」的想像中。

有著上千名住戶的安康平宅要進行改建，如何銜接原有的空間與社群，是建築師在設計時的挑戰。「注意看安康裡面，在街道、開放空間與地面層的公共性其實以使用來說蠻好的，而且居民在情感上是會互助的」，戴建築師說，「我們希望原本生活的人際關係樣態要移植到公共住宅，要有別於一般都市的社交冷漠。」建築設計在現代主義下對於機能性的偏重，到了當代成為建築師反思的目標，重新找尋人性、社會互動與社區營造的可能性。

改建不該是毫無關聯地粗暴介入，更需要與在地經驗互動；對建築師來說，與原住戶的接觸就是對自身最直接的改變。「看見安康社區的外觀，就會勾起許多歷史文獻記載的樣子，幫派、毒品、偏差行為，老實說我們也是被植入了這樣的印象。」林建築師坦白地說，「但是在施工說明會上，願意走出來的那一群人，你真的不知道他們就是安康平宅的住戶。」居住環境、租金補貼與生活狀況，平宅的原住戶與建築師分享這些經驗，不只扭轉了建築師的印象，更是建築師的信心支持，讓原住戶對改善生活的期待藍圖，有機會透過建築師而實現。

建築規劃還要融合第一線的經驗；在安康平宅的基礎上，更要融入大量的社會福利設施。戴建築師談到規劃時拜會社會局、愛鄰基金會等社工人員與專業者的過程，嘗試在公共住宅納入更多相關使用者的意見。其中一個是社會福利與開放空間的關係，「公共住宅的社會福利設施常常變成類似鄰避設施；其實你把它打開、讓大家可以去接觸，反而可以改變人們的看法，讓設施不會是一個跟街道封閉、缺少互動的狀態。」戴建築師解釋，「台灣很多街道的活力是來自於店鋪、商業，或者是街道行走的人，可以跟街道互動。」

如同Jane Jacobs超過五十年前對於紐約的觀察與專業規劃的反對，建立社會秩序所仰賴「街道上的眼線」除了商店之外，更可以是設施與使用者等微小卻重要的日常生活經驗。類似的道理反映在建築師對社福設施與開放空間的規劃。老人福利供餐聚點等設施放到一樓、較需維護管理的身心障礙福利工作室則放在二樓，讓一樓的空間能夠成為更積極的社區服務據點，社區周邊的長者也可以使用，進而落實與推展在地老化等觀念。換言之，各種社福設施與工作站有著不同的性質、服務不同的對象，保有動態活力與熱鬧活動的設施可以扮演起一個好的起點，讓一般人能夠看見、走近，逐漸降低標籤化與鄰避設施的效應。

圖：新舊興隆社區基地紋理。

大量體，小巧思

攤開興隆二區公宅的設計，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巨大的量體。22層樓、585%的容積率，反映的是社會住宅與公共住宅政策下，快速的推動進度與大量的戶數要求。相應於這些住宅空間的限制，建築師提出的回應則是以「共享生活」為最核心的建築策略，如建築師在《台灣建築》第277期的文章，這些策略包含了建立開放的街道空間、確保街道的活動、盡可能增加社區的共享空間，以及因應周邊都市環境的天際線等。

「興隆二區應該是目前全部公宅裡面密度最高的，」林建築師解釋，興隆相較於擁有相近的戶數的健康公宅，後者有著較大的樓地板面積，以及一開始還沒有填滿單位的低樓層空間，使得健康有更多能發展的公共空間；相較之下，興隆公宅的任務之一則在於「中繼」原有安康社區改建後的大量住戶人口壓力，無論在戶數或福利設施上都受到更多要求。林建築師回憶道，「強調戶數、不要太多的公共空間，有改建的歷史背景與責任；但是在這個條件下，我們盡量去平衡戶數，也盡量做『小而美的公共化』。」

建築師所說的戶數平衡，在住宅單元是進一步達到混居與融合的目標。建築師找出了當時建築的平面圖向我們細細說明，「這些一至三房的房型其實就是不同的家庭成員結構，從單身、簡單的核心家庭，到兩代或三代的」。不同於一般房地產市場將住宅單元同質化、或者至多以不同樓層區分產品的做法；建築師強調在公共住宅的設計中，應讓同一個平面就可以看到不同家庭結構、與不同社經地位的鄰居，讓一般戶與保障戶有彼此接觸的機會。「這個公宅在平面圖上的特性，也就是你在等電梯、你要進進出出時，會看到不同的家庭結構。」換言之，是透過生活的接觸，拓展住戶生活經驗與對鄰居的認識。

建築有自身的功能要求，不是一片空白的畫布；然而並不代表揮灑的空間消失了。舉例來說，建築本身有其防災功能要求，確保住戶在災害發生時疏散到避難區域是重要課題，興隆二區在三樓的地方便規劃了2%的下肢障礙的戶數。不過，建築師的想法還不只這樣，戴建築師補充道，「三樓我們在空的地方做了拾手農園，以輪椅高度來進行設計，讓住戶可以在這邊種一些作物。」這些意見不是憑空而生的，拾手農園也是得益於愛鄰基金會的意見，構思一些空間讓住戶可以練習栽種、培養，有活動的空間，更讓未來有機會產生社區性的活動或課程。

從住宅單元到公共空間，興隆二區公宅在設計上最鮮明的標誌，或許就是在十二樓連接兩棟建物之間的空橋了。對於建築師來說，空橋是在大量體的住宅下，盡可能找尋公共空間的嘗試之一，「中間設計空橋的意義，在於能讓上下樓層的人，在這裡能夠有社交的空間」，戴建築師解釋道，無論是空橋或其他公共空間，根本的意義就在於人際互動與社區認同的建立。

透過社交與公共性的追尋，兩位建築師從建築設計之初便提倡「一起做家事」的概念。「『做家事』讓家裡成員能夠凝聚，那『社區一起做家事』就是把社區的事情當作更大的家庭結構來分享。」建築師所不斷努力的，就是說服政府保留公共空間，讓有志者能夠經營。

公共性與共同體的建立，還要因應原有的改建脈絡，讓社會中有形或無形的隔閡與界線逐漸穿透。舉例來說，建築師在愛鄰基金會的建議下，將複雜的街廓，包括六個出入口與三個梯廳做出分流，透過雙向而透明的門，讓人可以較無負擔地走過來並串流動線。「最重要的是，這種開放是『經過』，就是說要有一點點黏又不要太黏，就是看得見」，運用空間策略讓社會界線得以鬆動。

圖：垂直居住群落。

訪談／戴嘉惠、林欣蘋建築師
特別感謝／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