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城市建築，我想說的是：畢爾包異數

貓頭鷹出版社發表於2019/03/12

第八章　畢爾包異數

美國都市規畫史的一個轉捩點，出現在一九五六年賓夕法尼亞大學開辦都市規畫與建築的聯合學位課程。這時，在愈來愈關注大規模都市政策的都市規畫師和往往聚焦於個別建築的建築師之間，已產生一道鴻溝，而上述課程的目標，就在培育出能彌合此一鴻溝的專業人士。亨利．萊特曾是克拉倫斯．史滕的合夥人且是拉德本的設計者之一，他協助草擬了此一提案：「眼下需要，迫切需要，一個眼界開闊，了解城市生活和當前情勢，最重要的，具有不凡之技能，能了解建築與建築間的關係、建築和所在自然環境的關係、建築和城市活動關係的設計師。」¹這個新學科後來被稱作都市設計。^註１都市設計師處理的是建築群，例如商業區、居住區、規畫性住宅區、市中心區、大學校園。都市設計師往往是建築師，但本身不設計個別建築，而是規畫建築與建築間的公共空間（林蔭大道、街、廣場、散步道、公園），確立大原則，例如建築內縮、高度和規範建築之間關係的規則。由於一九五○年代超級開發區的失敗和珍．雅各布斯的評論，都市設計師認知到建造城市不同於建造建築；這一漸進的過程，有許多因素在漫長歲月裡參與其中。²因此，都市設計的目標，乃是創造一個會考慮到這個過程變數的寬鬆架構，承認未來通常不可預料。整個來看，如港地與瑞斯頓市中心所證明的，這一作法可行且管用。

^註１珍．雅各布斯與會，並在會上發言反對都更的那場一九五六年都市規畫會議，促使哈佛大學於一九五九年設立了都市設計學位。

另一個轉捩點出現於二○○二年七月二十日，在紐約市賈維茨會議中心舉行市民會議期間。這場會議由重建紐約下城區市民聯盟主辦，主題是前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世貿中心的重建。負責重建的下曼哈頓開發公司，在會上提出數個都市設計方案，說明如何將一千一百萬平方英尺的辦公空間、零售空間、一家飯店、一座受難者紀念碑安排在十六英畝的原址上。草圖和模型出自紐約的貝爾．布蘭德．拜爾建築與規畫事務所之手。貝爾．布蘭德．拜爾設計過南街海港博物館，此前不久才將下曼哈頓的史東街打造為大受歡迎的戶外餐廳街。但在賈維茨會議中心所提出的方案，只有兩件是貝爾．布蘭德．拜爾設計；另有兩件出自擁護新都市主義的彼得森．林登伯格建築與規畫事務所；有一件以叱吒建築界的SOM建築師事務所替賴瑞．席爾維斯坦（被毀的雙子星大樓的承租人）擬的平面圖為基礎；第六件則是以砲台公園城的設計者之一亞歷山大．庫珀擬出的總體規畫為基礎。

在市民會議上，這六個方案的作者未獲發言的機會，他們的方案是以都市設計師所謂的體量模型（massing model）形式呈現給公眾。體量模型呈現建築的概括容積，缺乏具體的建築細部。與會的四千五百人分成多個討論小組，各討論小組靠電子裝置與中央資料庫相連，因而得以立即調查與會者的意見。從列成表格的回饋意見，很快就清楚看出，這些提案無一得到與會者的青睞。共同的抱怨，乃是建築缺乏新意，辦公大樓太多，紀念區無法鼓舞人心。總而言之，與會者認為這家開發公司的表現令人失望。市民聯盟創辦人之一的羅伯特．雅羅替該公司緩頰時，因與會市民大聲叫喊，使他不得不住口。這些方案招來一片嘩然的反應，而三天前《紐約時報》的社論〈我們所不想要的下城區〉，其實就預告了這一反應。該社論把這六個方案說成「枯燥乏味、沉悶的提議，遠不及紐約市和全世界所期望看到在恐攻遺址上立起的東西」。³這自負而無甚高論的一篇議論，卻精確反映了民眾的看法。

顯然的，都市設計家和民眾有所脫節。前者把重建世貿中心視為技術問題：哪條街要封住，哪條街要開放，要在哪裡建，要如何容納複雜的地下基礎設施，要如何解決運輸問題（街道、地下鐵、一條紐約港務局過哈德遜河捷運）。都市設計師刻意不用超大街區解決方案，而追求將世貿中心遺址與紐約市其他地方重新整合在一起。誠如《紐約客》建築評論家保羅．哥德伯格當時所說：「在都市規畫圈，特別是在下曼哈頓，大膽的設計風格已式微一段時日。然而在下曼哈頓，不只世貿中心等開發案需要此一作風，一些未實現的計畫，例如羅伯特．摩西那條打算穿越下城區但可能會毀掉蘇活區的快速道路，亦然。」⁴大膽的作風正是民眾所想要的。民眾認為世貿遺址的重建不是修復紐約市的機會，而是創造出令人振奮的新建築形式，從而以某種未能說出個所以然的方式象徵並紀念九一一事件的良機。

當這場市民會議還未結束，嚇得沒了主意的下曼哈頓開發公司高級職員就宣布，要把總體規畫的定案截止日期延後，以思考新的方案。⁵那六個都市設計提案遭束諸高閣，一個月後，宣布舉辦國際競賽，以覓得更高明的「概念性構想」。四百零六個團隊報名，七個中選。這七個團隊的某些成員有過規畫經驗，但大部分是極知名的建築師，包括兩位普立茲獎得主理察．麥爾、諾曼．福斯特和查爾斯．格瓦思米、拉斐爾．維紐利、彼得．艾森曼、史蒂芬．霍爾之類著名設計師，以及較年輕的國際建築師，例如丹尼爾．利別斯金、倫敦的FOA（Foreign Office Architects）建築師事務所、阿姆斯特丹的聯合網絡工作室。

先前的都市設計提案考慮到地鐵站、公共運輸線、既有的過河隧道、地下基礎設施之類例行因素，以及與西邊砲台公園城、北邊翠貝卡區的聯繫。新的方案大多貶低這些約束性因素，把重點放在建築形式上：福斯特設計了一對彼此相連而充滿新意的摩天大樓；麥爾、艾森曼、霍爾、格瓦思米組成的團隊，提出由五個一模一樣的高樓構成的布局，設計令人矚目；利別斯金在巨大的挖掘坑紀念園區周遭安置了數棟大樓；成員包含FOA和聯合網絡工作室的那支團隊，提出規模巨大且從未被建造過（可能也建不成）的一種超大建築。建築評論家大體上讚賞這些新方案，但並非每個人都滿意。雅羅抱怨道：「那就像替豬塗口紅。這一次除了有一些了不起的建築師參與，什麼都沒改變。他們仍是在設計同樣的東西，只是比較好看。」⁶他的意思是設計方案換湯不換藥，仍主要由辦公大樓構成。^註２但他的批評未抓到重點：了不起的建築師和好看的設計模型正是受媒體（特別是《紐約時報》）慫恿的民眾想要的。

賈維茨會議中心的市民會議為何是個轉捩點，原因即在於此。四十年前，珍．雅各布斯批評都市規畫「挑出了某些文化功能或公共功能，卻淨化它們與這普通城市的關係。」⁷新出現的都市設計學科，就是回應她的評論而生，但民眾不願接受這個新東西。用建築師暨作者腓立浦．諾貝爾的話說：「將使這些方案無緣落實的普遍負面反應，不只是對令人不滿意之建築的反射式回應……還表明世貿遺址無緣得到縝密的規畫。」⁸

^註２：世貿遺址的所有人是紐約與紐澤西港口事務管理局，但法律禁止該局建造住宅。

捨棄都市設計而選擇搶眼好看的建築，這是受一九九○年代晚期某種氾濫現象所影響：民眾著迷於所謂的簽名式建築或象徵性建築，亦即建築界名師設計的引人注目建築。都市裡的象徵性建築，當然不是今日才有。例如，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歐洲都市主義，包含雄渾的火車站、富麗堂皇的百貨公司、巨大的展覽館、令人嘆為觀止的歌劇院，更別提艾菲爾鐵塔之類的都市地標。史學家貝里．柏格道爾稱這一時期體現了「對宏大建築的狂熱追求」，認為在歐洲境內那些官方核可而且具有歷史啟發性等建築，與德國、比利時、義大利之類新國家境內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以及與商業利益團體勢力的日益壯大有關係。⁹他寫道：「迅速興起的廣告業，連新興視覺心理學領域最新研究成果都拿來運用，以調整其所要傳達的信息和吸引力，而建築遲遲才成為這一行業的利器。」¹⁰建築與廣告之間的關連，在充滿創業精神的美國，特別顯而易見。二十世紀頭四十年，美國境內的商業性宏大建築猛然爆增：貴族城堡樣式的飯店和公寓大樓、仿羅馬浴場的火車站、形似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權貴宅邸的百貨公司，以及最搶眼的都市宏大建築、商業性摩天大樓。

不管在哪個時期，民眾對搶眼建築的喜愛，都受到以下類似因素的推波助瀾：繁榮、市民雄心、對未來的信心，以及認為自己所處時代為史上獨一無二，因而需要特殊建築來體現該時代之精神的心理。戰後第一棟在建成後立即成為國家象徵的建築，乃是由丹麥建築師約恩．烏松設計，一九七三年建成的雪梨歌劇院。雪梨歌劇院地處較為偏遠（大部分澳洲以外的人直到二○○○年雪梨奧運才一睹它的容顏），但其雕刻般的混凝土屋頂和壯闊的景觀，讓世人一見就為之難忘。《象徵性建築》一書作者查爾斯．詹克斯，稱建築性象徵在他所謂意思明確的標誌與意思含蓄的象徵之間，也就是令人難忘的形式和它們所喚起的印象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他強調，在日益異質的世界裡，多重意義，有時甚至是令人費解的意義，正是使建築成為流行象徵的原因。據詹克斯的說法，雪梨歌劇院連綿起伏的白色屋頂，可被解讀為船帆、海浪或貝殼。¹¹這與音樂沒什麼關係，但似乎正合雪梨港與澳洲的需要。

一九九一年，法蘭克．蓋瑞參加西班牙畢爾包的新古根漢美術館的國際設計競賽時，他的委託人特別提到雪梨歌劇院。蓋瑞告訴查爾斯．詹克斯：「這是場磯崎新、藍天組建築事務所和我之間的小競賽。古根漢博物館館長湯瑪斯．克倫斯和巴斯克自治區的人說，他們需要某個足以一炮而紅的東西。他們需要這棟建築為畢爾包做件事，就像是雪梨歌劇院為澳洲所做的一樣。」¹²而蓋瑞也不負所託。自開幕以來，這座博物館已吸引四百多萬遊客到該座城市，為該市帶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經濟活動和新稅收。它已使畢爾包改頭換面，從一個衰落的工業港變成當紅的觀光勝地。其他的工程（經過改善的地鐵系統、新機場、綜合購物區）也有助於這城市的振興，但古根漢美術館要居首功。

p161_圖23.jpg

▲催發都市更新的一個建築性象徵。

一如雪梨歌劇院，畢爾包這座博物館的象徵意涵讓人費解。鈦金屬打造的流動曲線、氣球般鼓起的造形、彼此衝突的外形，已被人們稱作是生物形態雕塑和一艘來往於不同星系間的太空船；至於當地人則稱它是銀色洋薊。不管作何解讀，蓋瑞這座博物館大大影響了當代建築，把設計推向表現主義式、雕塑性的方向。它也影響了許多建築師和他們的委託人對都市主義的看法。紐約建築師史蒂芬．霍爾說：「在促成改變上，單單一件建築的威力，可能比一群都市規畫師還要來得有力。」這句話雖然稍嫌托大，卻精闢且扼要說明了後來所謂的畢爾包效應：一件建築作品獨力讓城市聲名大噪的能力。¹³隨著城市日益倚賴國內外觀光客，宣傳已成為吸引遊客上門的重要憑藉。不管是座音樂廳，還是個搖滾名人堂，吸引目光的建築都能使人更想造訪該座城市。

畢爾包效應認定建築一夜之間成為象徵，但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卻非如此。例如，艾菲爾鐵塔剛建成時，還談不上是全球熱門景點；大笨鐘所在的那座塔，建於一八五二年，在二次大戰德國轟炸倫敦期間才取得其象徵性地位。克萊斯勒大樓建成時，被大部分建築評論家批為俗氣、商業化，而經濟大蕭條期間，只租出一半空間的帝國大廈被嘲笑為「空蕩蕩大廈」。¹⁴不受歡迎的建築可能在一段時日變成受歡迎，但隨著時尚的改變，也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費城於一八七一年決定建造一棟宏偉的新市府大樓時，建築師小約翰．麥克阿瑟選擇了裝飾華麗且當紅的第二帝國風格。但這座龐然大物工期拖得太長，等到三十年後建成時，流行的風格已變。美術學院古典主義當道，這座市府大樓的復折式屋頂（編按：有雙重傾斜面的屋頂，上半部比下半部傾斜）和絢麗裝飾，讓大部分人覺得過時，甚至根本不入流。這座龐然的石造建築變得非常礙眼，早在一九二○年代就有人主張將它拆除，此後數十年此主張未歇。大概因為身形太龐然（它是現今美國境內最大的市府建築），它才躲過遭拆除的命運。到了一九八○年代，流行的風格再變。拜古蹟保護運動之賜，所有老建築，特別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都被視為寶貴的建築資產。二○○七年的某個民調，要受訪的美國人替他們最喜愛的建築評定等級，結果這座市府大樓排名二十一，緊追布魯克林大橋之後，領先費城境內其他建築。¹⁵

建築價值遠遠超過費城市府大樓的那些建築，則未能熬過時尚浪潮多變的衝擊。查爾斯．麥金那座畫時代的賓夕法尼亞車站，啟用五十四年後遭拆除；法蘭克．洛伊．萊特那座堂皇的拉爾金大樓存世四十七年；理察森那座宏大的馬歇爾．菲爾德百貨公司大樓撐了四十三年；史丹福．懷特令人讚嘆的麥迪遜廣場花園，問世二十五年後就遭拆除。建築最嚴厲的考驗出現在其問世三十至五十年這期間，因為在這期間，流行的建築風格丕變，富創意的設計已不再具有新意。那是要求拆除（或大幅更動）的呼聲最可能得到採納並落實的時期。如果一棟建築捱過這一中年危機，再過幾十年，隨著原來的建築風格再度流行，它有可能再度得到賞識。雖然有人主張偉大建築應以不同的實際標準來要求，但這論點通常不受理會，因此如果某建築不只美學上出色，功能上也出色，即有助於該建築得享天年。如果某建築得到大眾由衷的喜愛亦是如此，但建築光是得到大眾的喜愛還不夠，還得得到業主的賞識。業主看重某建築，就會忍受該建築某種程度的功能不彰（沒有建築是完美的），會不嫌費事的予以維護、修補，將落伍的科技系統升級，每隔三十至四十年就把它整理得煥然一新。但建築一旦失寵於業主，建築本身再怎麼出色，都逃不過遭拆除的命運。

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開幕至今才幾乎十年，其獨樹一幟的建築風格，在審美上和功能上會如何變得過時，現在下定論還太早，但目前它人氣正盛的確毋庸置疑。不過，把畢爾包效應稱作畢爾包異數或許較為貼切，因為事實表明它難以複製。例如，微軟的億萬富翁保羅．艾倫看到蓋瑞在畢爾包的驚人成就，立即找他為西雅圖設計一座搖滾博物館。這個音樂體驗計畫意在緬懷西雅圖土生土長的搖滾吉他手吉米．罕醉克斯，使境內只有太空針塔這座令人難忘建築的西雅圖，在建築領域占有一席之地。但這座被寄予厚望的建築卻成了失敗之作，只是將形式、材料、色彩亂無章法的湊在一塊，太過造作而無法如實呈現搖滾的感覺（有人說此建築的形狀是從電吉他汲取了靈感）。不管是因為建築本身的令人困惑、展示內容的平庸或建築本身讓人難以打從心底喜歡，畢爾包效應在這裡似乎未能大顯神通。參觀人次比預期少了許多，職員遭解雇，然後，為了得到大眾的青睞，此建築中部分區塊闢為科幻博物館與名人堂。

《紐約時報》描述了後畢爾包時代大部分博物館的際遇後示警道：「可喜的是新建築開幕一年期間，參觀人次可望大幅成長。可嘆的是兩或三年後參觀人次總是陷入停滯。」¹⁶有時甚至不須那麼久就會陷入停滯。丹尼爾．利別斯金工作室設計的丹佛藝術館增建館區，被認為將吸引百萬遊客上門，結果第一年只有六十五萬人上門；該博物館因此不得不資遣員工。¹⁷史蒂芬．霍爾提及他為西雅圖郊區柏優市設計的新美術館時，發出建築將凌駕都市規畫的豪語。那座博物館的創立，意在帶頭改變死氣沉沉的市中心區。《建築實錄》激動論道：「霍爾希望觀者會把建築視為都市的生活福利設施，它是美麗的，而且可以把人連結在一起，這算是烏托邦式改造邊緣城市的第一步。」¹⁸結果開幕不到三年，連續兩位館長掛冠而去後，柏優美術館因「門可羅雀」而關門大吉。¹⁹

p165_圖24.jpg

▲畢爾包效應在柏優美術館未能大顯神通。

一九八七年，費城決定建造一新的市中心區音樂廳。經費只有六千萬美元（對建造音樂廳來說算是低的經費），於是羅伯特．溫圖里設計了一棟簡單明瞭的箱狀磚造建築，簡直大開流行品味之倒車。有人請他把這棟建築設計得較「有趣些」，他就替正立面加上一些霓虹裝飾，完全不在意是否得罪人。此時，畢爾包效應已深植人心，這個設計普遍被認為不甚理想，溫圖里於是被炒了魷魚。經過一場建築設計競賽後，設計任務落在拉斐爾．維紐利身上，維紐利提出一份不同凡響的設計，以一個巨大玻璃屋頂覆蓋兩個廳。但全國性媒體對此建築的報導明顯冷淡，尤其是與蓋瑞設計、同年開張的洛杉磯迪士尼館所受到的喝采相比。費城的金梅爾表演藝術中心落成後不久，管理階層就出怪招，把該館的建築師告上法庭，表面上的理由是成本超出預算和未如期完工，但據《費城詢問報》的說法：「檯面下的不滿似乎是維紐利未能建造出引起轟動的建築。」²⁰

大眾的需求或許會如安德烈斯．史卡布爾斯基斯指出的那般塑造城市的面貌，但就畢爾包效應來說，這些需求往往有害而無利。過去，城市的宏大建築被認為應展現莊嚴、穩重的氣象，因為它們不只要存世數十年，還要存世數百年。紐約市立圖書館、華府聯合車站之類建築，意在令人讚嘆，甚至瞠目結舌，但未被寄予讓人吃驚或開心的期望。今日的建築性象徵不只彼此爭奪世人的目光，也在和電影、音樂影片、電腦遊戲之類大眾娛樂爭奪世人的目光，因此建築師和他們的委託人已把所有限制性因素丟到一旁。建築師積極追求新奇，摸索愈來愈怪的形式和愈來愈特別的材料，努力追求出人意表的空間效果和結構效果。但煙火雖然精采，誰想每晚都看煙火？

大眾求新求異的心理，已不只扭曲了建築，還扭曲了都市設計。強烈自我中心的建築通常不是城市裡的好鄰居，林立象徵性建築的城市，有可能成為建築的主題公園，或者拉斯維加斯的賭城大道。^註３畢爾包的古根漢美術館能成功，乃是因為它置身於林立十九世紀堅固建築的穩重環境裡，猶如一顆明亮的水晶。都市設計的成功例子，例如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喬治王朝時期的愛丁堡和倫敦、十九世紀的巴黎，都差不多以街道、廣場和運河的品質良好和尋常建築富條理的美感為特徵。今日城市所面臨的真正挑戰，不在創造更多象徵性建築，而在創造更多這類環境。目前的經濟衰退或許有助於此，因為大型開發案的經費已告罄，經濟情況促使人走平實作風——修繕、修復、再利用既有建築，而非拆舊換新。

^註３：象徵性建築浮濫之現象，已可在杜拜、上海這類城市看到。

二○○二年賈維茨會議中心市民會議的出席者是否希望自己的城市出現某種畢爾包效應？丹尼爾．利別斯金脫穎而出的設計案，即已被稱作「崇祀愛國精神之聖祠」的設計案，明顯包含了一些象徵性元素：一座一七七六英尺高的摩天大樓、一座英雄公園、一座九一一廣場、一座會在每年九月十一日時有一道陽光射入的公共廣場，即所謂的光之楔廣場。²¹許多人被這設計打動。艾妲．露薏絲．賀克斯苔博在《華爾街日報》上寫道：「把利別斯金先生設計的紀念性建築蓋出來，那將會是更新的源頭和推手。」言語中認為那將產生畢爾包效應。²²但是否會有此效應，將永遠無從得知。因為利別斯金的設計，經過工程技術約束、房市變動、政治暗鬥的摧殘，已大失其原貌，其象徵性元素，包括紀念性連續壁、巨大瀑布、形似陶器碎片的博物館，幾乎全已消失。如果世貿遺址會有一象徵性建築，看來那似乎會是聖地牙哥．卡拉特拉瓦正設計的紐約港務局過哈德遜河捷運新通勤車站。在此，卡拉特拉瓦設計了他典型的鳥骨架似建築，並配以一片可開啟的大屋頂。但那個設計遇到公認之象徵性建築所會面臨的共同難題：營造成本高昂，就此案來說，它超過三十億美元。²³而在撰寫此書時（二○一○年秋），由於設計一再更動（屋頂不再可開啟），這座車站最後會是何面貌，還不明朗。

p169_圖25.jpg

▲二○○二年庫珀與羅柏森建築師事務所的調查報告，為世貿遺址的都市設計確立的梗概。

但世貿中心的重建已開始。新的世貿中心七號樓，包括一座最重要的變電所，已完工啟用。地下基礎設施接近完工；紀念園區的設計已敲定；世貿中心一號樓，由大衛．柴爾茲和SOM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的八十二層摩天大樓，已動工興建；理察．羅傑斯、諾曼．福斯特、槙文彥已受委託設計旁邊三棟辦公大樓。定案的世貿遺址平面圖，因極似二○○二年時遭公開駁回的那個都市設計提案——亞歷山大．庫珀計畫——而引人注目。九一一事件後僅兩個星期，庫珀與羅伯森建築師事務所就受隔壁世界金融中心大樓的業主布魯克菲德房地產公司委託，調查這個區域。庫珀計畫的核心是恢復一九七三年建造世貿中心時廢掉的格林威治街和富爾頓街，以連結下曼哈頓與世界金融中心。為強化此一連結，庫珀提議在十個車道寬的西街中某一段蓋高架道路，創造出一條較窄的新大道，且提議蓋一條遍植行道樹的行人散步道，散步道往南延伸直抵曼哈頓末端的砲台公園。這一平面布局最花錢的部分在地下：為連接下曼哈頓與城郊牙買加居住區的一條高速鐵路線，新建了一座長島鐵路車站。恢復那兩條街，將會把十六英畝的超大街區分割為四塊。庫珀指出，這四塊中最大的一塊，為被毀的世貿雙子星大樓所在，面積約和麥迪遜廣場或布萊恩特公園相當，可闢為紀念公園。

庫珀的總體規畫成功解決了世貿中心遺址的幾個關鍵問題，且據庫珀的合夥人賈克林．羅伯森的說法，儼然已是勢在必行，因而「在任何重建機構成立之前許久，（此規畫）就得到州、市、港務局的非正式認可。」那條新鐵路線和西街高架道路最終因成本太高遭擱置，但這一規畫有許多部分如今正漸漸落實：重設的格林威治街和富爾頓街、格林威治街東邊的數棟辦公大樓和一座新車站、把雙子星大樓遺跡納入其中的一座紀念園區。利別斯金的方案提議紀念園區低於馬路九公尺，但現今的紀念園區設計是與馬路齊高的公園，一如庫珀計畫的提議。這無關乎抄襲。庫珀的計畫立基於理性分析而非個人發想，純粹預見了最明智的結果。所以，或許可以說，都市設計在世貿遺址還是占了上風。